二道贩子

又看了个关于周佛海的帖子，想起周作人，汪精卫，胡兰成等人。都是汉奸，但随着介绍的资料越来越多，人物越来越具体丰满，简单的一顶汉奸帽子所能引发的厌恶也越来越少了。我本来就对汉奸没有太多恶感，随着这种丰满，更简直是越来越敬仰了。

抛开理性的分析不说，最早对汉奸有直接具体的同情只是因为看了周作人的书。他的文章太好了，一个这样清净淡泊的瘦小老头儿，怎么可能是汉奸呢？换句话说，怎么可能如汉奸的定义所规定的那样十恶不赦呢？后来看唐德刚的民国史，陈启美心目中的三位民国总统人选——以功著称的黄兴，以才著称的宋教仁，还有以德著称的汪精卫。甚至都没有孙中山什么事。可偏偏就是这个到抗日时期唯一能硕果仅存的汪精卫还偏偏就成了汉奸。陈启美的评价再不公平，黄兴的功勋是不容置疑的，宋教仁的才干也是不容置疑的，既如此，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怀疑他对汪精卫的评价呢？后来看汪精卫的诗词，那文章竟然也算得惊才艳艳，怕莫是胡兰成也未必能及的。这等人物，虽然后来又被与张学良直流并列民国四大帅哥之列，我以为张学良却远不及他的。汪精卫年轻时候是刺杀过朝廷大员的，就冲这份血性，也不是后来多数功成为王的政治人物能够比拟的。

蒋介石杀了陈启美，并因此敲定跟孙中山的关系。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来，汪精卫与蒋介石大概可以算天生的政敌，因此也注定他不太可能侧身于蒋介石的政治队伍。这没准就是他投敌的原因？胡兰成长得比汪精卫阳刚些，没有这个前提，他也搞不定张爱玲，更重要的是，他还是一个大大的学问家。学问大到什么程度？从朱天文的一些谈话中，感觉着就以他战后半路出家的几项研究，竟然也可以算影响台湾一时风气的人物。看胡兰成的今生今世，只是因为色戒，虽然我至今没有看过那个电影——李安的电影历来很好，我却不喜欢他的那种阴郁的矛盾和挣扎，一种不能言传乃至于纠结的挣扎。比较起来，胡兰成的今生今世却可以用他文章里用得最多的一个方言词语来概括——敞阳。我很喜欢这个词，与我从前看曾国藩提到的明丽俊朗不同，敞阳这个词所包含的东西多几分质朴开放的心灵，少些训练雕琢的刻意。敞阳是个很好的境界。都说胡兰成的文章有媚骨，我却看不出来。敞阳的东西纵然有骨，也断然不会是狐媚的。可这样的人物，偏偏也是个汉奸。

周佛海，陈公博我并不了解，但从这四个顶尖的人物，足以提出这个问题：究竟汉奸是个什么？

林妹妹进贾府，才遇见宝玉，就引得宝玉摔一回玉。宝玉摔玉为的是众人都没有，如今来一个神仙般的姐姐，也没有。这当然让把女人认作是水做的的男孩不能平顺。只是宝玉在这时节提出这个问题，却有些不合情理。十几岁的宝玉再不经人事，大概也应该知道这玉并不是人人有的。事实上，后来与黛玉在薛姨妈处喝酒的时候，黛玉寒酸隐射的话含蓄得也唯有贾府中的这些人尖儿才听的明白，宝玉这时候就没有摔玉时候的幼稚混沌。

宝玉摔杯子为的是奶妈喝了他的茶。茶放了一天了，喝了也就喝了，本不是大事。宝玉的光火当然也跟李妈妈不仅喝了他的茶，还拿了给晴雯的柑子有关。其深层的意思却是宝玉后来在大观园里看妈妈们为了些小利益斗狠时发的感喟：好好的一个女儿，成了家就不是人了。可是再不是人，毕竟是自己的奶妈，宝玉摔杯子时候的嫌弃足见的此人也并不是良善之辈，他内心深处只喜欢年轻的女人，从这个规律出发，则贾母，王夫人都在他嫌弃的范围，可他却似乎并没有嫌弃，难道真的仅仅因为血亲的缘故？

鼻子回来的时候带了一本书——big，翻了翻，大概闻到些味道。我说是闻，因为看不懂英文，只能从图片去猜测。或许可以比较从文艺复兴到洛可可，从柯布西耶到big的流变似乎透露出西方建筑师对物的态度的转变。我只是这样想着，却一直不能下笔成文，直到牙齿回来说了一句：建筑就应该是玩具。我才开始对自己的胡思乱想有些信心。

挑几个我认为能够串联起这个流变的关键人物和作品，无外乎柯布西耶和密斯，萨伏伊别墅，范斯沃斯住宅，郎香教堂，路易斯康和文丘里和库哈斯，最后就是这个big了。萨夫依别墅和范斯沃斯住宅里的拜物的气息甚至有些呛人，而郎香教堂和路易斯康的人文精神则又浓郁得可以熏死一头大象。玩物的先声大抵从文丘里开始，但那种玩是操控的意思。母亲别墅追求的是依偎在老祖母裙下的温馨。把建筑变成货真价实的玩具的并不是文丘里，而是约翰逊。电报电信大厦有这个意思。这个怀旧的玩具仍然基于对老祖母的怀念，只是怀念的方式不同了。

库哈斯努力摆脱这种一直寓于人与物的关系之中的建筑学，建筑于是真正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段，这是一个伟大的转变。建筑真正不再是结果，而是过程。即便是作为静态的物体的建筑，在库哈斯的手里俨然是社会的环节，而不仅仅是容器，这是柯布西耶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事情，显然的，柯布西耶并没有能摆脱物的羁绊，这是可以理解的，刚刚从沉重的砖混结构中摆脱出来的柯布西耶一代建筑师正沉迷于对某种外在于个体的力量的膜拜中。在高度组织的社会面前，个体的人的确是过于渺小了。这是人类数千年来都不能摆脱的情节。从这层意义上说，密斯反而是比柯布西耶更前卫了。对纲和玻璃的迷恋削弱了他设计中对社会的思考，反过来强化了一种操控物体的姿态，范斯沃斯住宅的精巧恰好是这种操控的结果。从范斯沃斯的工字钢柱，我常常会联想到雅典卫城废墟上的多立克和艾奥妮，可是如果从我今天提取的这条线索中去看，这种相似当然不是问题的全部。无论如何，用人力托举起来的巨石与在流水线上加工的钢构件总是不同的。密斯很自然地实现了这种差异。这甚至不需要动态多脑筋，材料的特征足以决定一切。范斯沃斯比起帕提农神庙来，那就是一个玩具，这种精神在飞利浦摆脱了密斯的形式以后，以电报电信大厦的方式再现了。而big绕过库哈斯，再一次实践了这种游戏的精神，不同的是，建筑不再仅仅是被嬉戏的玩具，也是嬉戏本身。

这种嬉戏在形式上似乎可以与洛可可相呼应，在精神实质上却不尽相同，这是一种人接近上帝以后的娱乐。借助互联网，社会不再是无形的外在于人的伟力的源泉，而是可以被操控的网络。每个人都是一个处于核心的蜘蛛。如果能够避免失控，这种感觉就是好的。虽然从某种程度上可以把这种游戏的态度与中国传统建筑的方式联系起来，尤其是文人的态度。显然的，在操作的难易程度上，传统的中国建筑与现代建筑有异曲同工的地方。木结构的房屋的建造轻便快捷，而沉迷于写意表达方式的传统文化精神自然地与木结构的这种便于建造的特征契合了。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选在木结构作为主流的建筑样式，而且两千年不曾变异。

当西方人试图用石头在时间和高度上去接近上帝的时候，着眼于现世的中国人压根就不需要上帝，唯其如此，一切就都沦为游戏。显然的，在物理学已经足以解释世界的起源，在生物学足以解释人类最深层的欲望和隐秘的时代，上帝即便仍然不可或缺，却也已经不再能保持当年的庄严肃穆了。可是，对物体的轻松态度却不是宗教感的削弱造成的，应该反过来，是对物体的轻松态度削弱了宗教感，而这种对物体的轻松态度则是工具和器械带给我们的。

很有意思的东东，好像快可以实用了。

很好的科幻片，比我看过的绝大多数科幻片都好，放在重阳节看就更好了。

九月九，重阳节，该登高的日子。可这是个过去的节日，我以前未曾经验过。今年的重阳节，我刚好在弟弟家。跟他们一起到岳麓山脚下的茶馆坐了一会，却不是为了重阳节。周末，弟弟一家为了给侄子防风，例行地要找个活动去处，岳麓山已经久不去了，这次就有选了这里。

遍插茱萸少一人，四个人，夹杂这小侄子在其中，本应该欢快，但面对弟弟，我总是有些感喟在心里。弟弟长得沉重，我则总是心里闷闷的，两个沉重的男人，加上弟妹的思考，小侄子陡然成了灰暗纸张上一笔明黄。

茶馆也是饭店，和弟弟弟妹在敞台上坐下来，居高临下，问弟弟所在的位置，后来再下去的时候看到那个有水塘的旅馆，知道就是小王斌上次来的时候提到的那个茶馆——那一次我和她坐在旅店的阳台上，冲着面前的池塘，晒着夕阳聊天。池塘里显然只是一洼死水，但已经很难得了，灰绿的颜色虽然不能提神，阳光洒下来，一片片闪耀的光彩却能让我们联想起更美好的景致，这是传统园林里常用的办法。小王斌觉得很惬意：“这地方还不错，不过。。山上有个茶楼，你去过没有？还能吃点东西，气氛挺好的。”“哦，那个。。我不知道。”“居高临下的，乘着风，很高大茂盛的树木和藤蔓，风来还带响，乘风的感觉更强了。”我随便听着，心里只觉得又是这个小资产阶级的小情调。我历来觉得他是有些小资的，或许跟他的帅气有关。帅气的人轻松，轻松的人不深入，不深入的人自然就小资了。

我看到那个旅馆，知道这个茶馆其实就是小王斌向我推荐的那个。果然朴野得很。建筑就是仿古的大屋顶，也有些时间的印记在上面了，倒也不突兀，只是不算很好。这样参天拙古的植被下，要有些茅屋棚舍才当得起这份野趣。只是，仍然不能免于小情调，小意思了，想起今天工作室会后，我提到猛狮的文章，要求他们多一些阅读，文字总不能就是圣经体或者柏拉图体，小意思也常常要用到的。可是，小意思又常常容易失于软弱，就像这里的茅屋棚舍，当然是最自然贴切的，可是这这自然是不是又有些太自然了呢？

和弟弟弟妹一起，放侄子到处去玩他的，我们三个大人就说说闲话，阳光晒得懒懒的，研究下侄子的问题，看他一张庄严的童子脸忽闪忽闪的在人后树后隐现，觉得这小小几十平米的敞台也盘旋着层次丰富了。又难免提到父母和哥哥，感喟就更浓重起来。他们的生活或许是鲜亮多彩的，可透过层层思绪触及到的时候，就自然黯淡了，一如烛光后的身影。

吃完饭再喝两口茶，侄子吵着要上课，大家起身下山。弟弟已经有心要四处逛逛，不以侄子的课程为意，只说：“你的课取消了，老师请假了。”可侄子聪明得只晃了三五下脑袋，就知道不是老师请假了，而是弟弟想请假，还是吵着要过去。一路走下来，一路散淡干燥的乡野景象，虽然是湖大的住宿区，但明显老旧的住宅楼被从各个角度加以运用以后，可以明显感觉到建筑在时间上的演变与被藤蔓爬满身体，被野草填塞了缝隙的石头一样不能言传。爬满人工或者野生藤蔓的预制水泥花格砌筑的围墙围起来的一楼小院子，破败的水泥地砖和长草的泥地混同一气了，遮蔽整个楼立面的几十米高的大树，浓重的树荫，为了保留这些树木而设计的楼房退让，这一切看起来漫不经心的局面里却总能透出些若有若无的牵连挂碍。阳光晒得我脸上油油，心里燥燥。

到师大的时候，好像是他们的中文系，几个老楼沿轴线层层布置，轴线穿过的门洞和道路两侧的树木一起形成极贴近人的步行空间，恬淡雅致得一塌糊涂，与刚才经历的朴野又完全不同了。我和弟弟要带侄子去洗手，穿两个楼，回头不见了弟妹。等一会，还不见来，就招呼侄子往马路方向走。侄子要等妈妈。我们一起唬他：妈妈不见了，算了，不等了。侄子却不肯，还在原地赖着，看我们作势要走，又有些犹豫。我和弟弟素性大步走开，侄子只无助地看着我们，却不肯跟过来，再一回头，看到弟妹远远的过来，才欢呼着跑过去。

看弟妹满脸满足的笑，我有想起今天是重阳节。古代人重视这个节日，无非安土重迁，聚多离少，以至于此，至于今天，都习惯了，就不以为意。

迅雷上的连续剧，拍得还不错。人物真实，故事也都从人物出发，冲突得实在。对白也设计得有意思。

中午被哥哥的电话弄醒，下午有课，本也该起来了。我一边应答，一边起身到电脑前坐下，等电话完，时间也紧张了。我赶紧收拾了出门，走到门口，想起昨天骑车回来，手吹得冰冷，盘算着今天该戴手套了。手套在冬盔里，长时间不用，已经带到楼上来了，所以昨天回来，到杂物间放了车，就把正戴着的夏盔拿上来了。到门口，想起这茬，转身去拿手套，顺便就连冬盔一起拿了，再到门口换好一只鞋的时候，又想起天气似乎并不太冷，头盔还是用夏天的才对，起身要去换头盔，看到白白净净的地面，是猴哥屁股才打扫过的，再看看脚上的鞋，觉得还是算了。

穿好鞋，拿上头盔和手套，下楼到杂屋里，先掏手机出来看看，时间已经很紧了。我赶紧戴头盔，冬盔的佩戴比夏盔复杂得多。我手忙脚乱地戴好了，推车出来，骑到一半，手冷起来，才发现最终还是忘了带手套。

一路无话，到教学楼前的树下停了车下来，才发现这头盔的锁扣跟冬盔不同，好长时间不戴，已经忘了如何解了。我摸索了差不多一分钟，才不小心摘下头盔，再俯身锁好车，匆匆忙忙往教室赶，爬到三楼，发现忘了在哪间教室上课，时间已经完全来不及，只能一边跑，一边从包里拿出备课本来，稀里哗啦地找到课表，因为我上课的教室集中在五楼六楼，总算在分岔之前搞清了方向。

到教室的时候，学生已经都在那里了，还有常来听课的x老师。进了教师，就一切安定了，我放下包，来回走动几趟，等情绪稍微平静下来，再到学生中转转，看看他们的模型进度，想起一个可以讲的话题——整体。整体这个概念，我是三番五次讲的，也是我从美术老师那里得到的最大收获。这里看他们模型做得七七八八的，大概可以开始讨论这个话题了，又到走廊上抽根烟，关于整体的论述也渐渐清晰起来。既然任何创造都从属于某个系统或者程序，则整体是任何创造需要考虑的第一个问题。同时，对于创造物自身而言，只要它成为一个体系，则整体感也将是不可回避的第一个问题。整体感用柏拉图的话来说其实就是美，是和谐，是不多不少的合适。从我的角度看，整体感实现依靠两个途径，直觉判断和逻辑分析。直觉的整体感——和谐程度——是评价作品好坏的标准，就像逻辑的正当性是评价作品对错的标准一样。逻辑的错误将摧毁一个系统，而和谐的缺失则会降低系统的效率。正因为任何孤立具体的作品都从属于更大层次的体系，则创新从来不是作品的目的，这也是我一直反复强调的问题。合适才是第一位的。我们所谓的创新，都基于整体和逻辑，并因为具体的针对性而具有新鲜感。

想清楚这些，我转到讲台上，戴好话筒，招呼学生安静下来，开始讲课。穿插几个段子，因为是即兴的，停顿了几次，总算拉拉杂杂地讲完了。

再到走廊上抽烟，x老师过来了，他每次听完了，都要过来聊一会。讲到cctv的性隐喻，我想那只是一个玩笑，出于对中国政治制度以及其在市场环境里的投射的调侃罢了。库哈斯在广州歌剧院的投标里吃了亏，总算在cctv上找回来。所以说如果cctv有问题，那也是我们自己的问题，至于从设计的角度，那无论如何是个不错的作品。随后谈到手法，这是一个比较少涉及的话题。最早看到手法这个词，实在建工出版社出的大师专辑里矶崎新分册上。矶崎新被认为是手法主义的，那时候不能马上理解，后来仔细比较了几个概念，觉得大概就是风格主义的意思。x老师似乎不太能设想把整体作为作品的唯一标准。他提出“手法”这个概念，有从内容层面辩驳显然倾向形式的整体的意思。可是，我想他不了解一点，以矶崎新这样的手法主义大师，恰好是以造型能力驰名的。手法作为内容层面的东西，在缺乏整体控制的前提下，就只是一堆废料。都市实践如今在国内如日中天，网上多半都称颂其超强的控制能力，而就我看来，他们恰好也是手法主义的。手法与控制力或者说整体感的关系其实可以从博尔赫斯的文学中找到很好的证据。博尔赫斯作为“作家的作家”，他的能力首先表现在熔炉般的情绪，任什么材料到他那里，就感染上他的气质了，这就是整体感或者说控制能力。

跟他说完话，已经快下课了，再到教室里看看，远远地看到流水别墅的模型已经出来一个大概，陡然就觉得不对，过去找出图纸来，比较一下，发现错误多多——不能说是错误，就是尺寸的偏差，差得远的几乎到了一个厘米。我一一指出来，学生还算老实，跟上次课处理的那组不同，那几个家伙拿着一张照片作波尔多华厦，施施然还进度很快。

下了课，到工作室找骨头和屁股一起吃饭，到再回头，满满的都是人，骨头很得意地觉得但凡她常去的店，都随后就生意火爆，可这火爆于今天的我们却不太好了，虽然老板热情洋溢地招呼，我们还是有些犹豫。左右彷徨下，觉着实在再没有地方去了，跟老板商量，弄个腊肉火锅，让他先做着，我们转转再来。几个人到食堂外面，骨头说了几次要带我去吃鱼丸，我也好奇这鱼丸究竟怎么回事，今天总算见着了，其实就是火锅里下着，因为只是零卖几个丸子，所以油汤以外，锅里没有其它杂物，只几颗丸子滚动。我看到哑然失笑——骨头和屁股单纯而散漫，有兴趣，兴趣却总不在点上，这样的偏差于学生设计不是坏事，反而更见个人的特色，但到生活中就漏洞百出了。上次两个人吭哧吭哧租个房子，高高兴兴领我去看，好好的放着东边空房子不租，却租了西边紧靠高坎的一间。忙忙碌碌的藤蔓杂草把个房子两面墙都包起来。我看着阴阴的里面，问他们为什么专门租这个，却又期期艾艾地说不上来。

回头再到再回头，我们的菜居然还没有开始，老板忙忙碌碌地说：他们都比你们早，没办法。

回来坐下了，想想这一天，觉着有点骨头屁股租房子的意思。抬手记录下来，原来又是一篇废话。

到刚才牙齿走，我这个国庆算过得有些长了。十月二三号左右，刘板，许板和奇鳖等初中同学回来，后来工作室鼻子回来，再后来初中同学宋版回来，再到现在牙齿过来，一波又一波。

跟初中同学一起，无非喝酒，扯淡。有意思的是席间郭氏身材饱满，还穿了低胸装。她起身说：帅哥们喝一杯。帅哥们都起来了，我独坐着说：不是我不帅，但我不能起来，起来就看到沟了。她低头看胸的同时大家都爆笑了。以后敬酒，她都要先用手抚胸。

刘板，许板和奇鳖同在深圳，刘板说我们每个月都要聚一聚的，就像女人的周期。他调皮地要把话说得风趣，不想我酒已上头，笑着接道：那是，你们这是每个月到家里不方便吃了，就一起出去吃。大家爆笑，刘板因为家里的在座，吓得眼珠子到处乱跑。我说完了才意识到这话不妥当。

学生来了，基本上是谈专业。或者两个人或者工作室一群人，他们带回来的知识很多在网上也可以看到，只是经他们的嘴说出来，感觉还是不同的。其中的关窍很多人不能了解，其实就是那句古话——言传身教。看书和经由作者向你讲述书本的内容，其效果完全不同。我对此深有体会，如今通过他们的讲述，感触更深。一个想法，简单地描述出来，或许仅仅是个想法，但如果你对作者的性情，背景有深入的认识，则想法的内涵也将表现得不同。

牙齿在工作室的时候就表现出思维上的独特气质，惟其不稳定，而且缺乏演绎的能力，我虽然看重他的想法，却不敢推广，也一直担心他找工作的局面，而今他找到标准营造，颇能算得其所哉。标准营造似乎是个只问想法，不问实际的地方，我听他描述公司的情况，虽然自己也是个理想主义，但还是觉得过分了。但这种环境对牙齿却是再合适不过的，他介绍他自己的工作，让我看到他从进入工作室开始就表现出来的气质的延续，而这种延续在其它任何一个公司恐怕都是难以为继的。

牙齿简直是找到了一个专为他量身打造的公司，这是他的福气。鼻子的运气没那么好，她的公司显然离她的理想还有很大的距离，只是这种运气却是强求不来的。

我更喜欢跟他们聊天，只是天各一方以后，能这样聊天的机会就不多了。牙齿的话不多，两个人一起，基本上只能相对无言，但等他打开笔记本，有了资料的依托，虽然仍然只是简单的叙述，却已经很能够传神达意，

这些天，俗物缠身，竟然不能静下来看点东西，唯有画画不需要动态多脑筋，闲时扫上几笔，聊以打发时光，这不禁让我想起当初的读书岁月。

想来读书已有三十年，而真正意义上的读书——不受羁绊，不受约束——却只有大学几年时间。我常常向小友们强调高中初中学习的重要，惟其是需要被回过头来强调指出的，因此也不算是自觉或者清净的读书了。前几天ls和海子在这里，说着说着，我就来了一段“karl marks was born in germany。。。。”。海子一下没反应过来，ls却立刻大笑，这是我们高中第一课的英语课文，二十年了，仍然历历在目。从这里也可以推知，那时候读的什么书。高中的学习，初中的学习，大概都是这个样子，初中时候，被逼着去参加什么英语背诵比赛——我素来不喜欢这些事情——总不能背熟指定的课文，被爸爸狠揍了一顿，就都熟练了。背诵的是“long long ago， there‘s a little monkey。。。。”，内容大概是猴子和鳄鱼斗智斗勇的弱智故事。课文很弱智，但不妨碍我从此英语就好起来，后来中考考了个不错的分数，功劳全在这次背诵。从这里也可以知道，我们当初考的个什么试。

恰好是因为中学读的就是这么些书，进大学，我的读书的状态一下子就释放出来了。教育真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如果没有中学那段刻板而令人窒息的学习，很难想象我会在大学找到至今都令我得意的读书的状态，虽然这也造成我几乎不能从大学毕业。真正的学习从大学开始，因为我在中学阶段已经积累了太多问题——我从哪里来？我将向何处去？我为什么活着？我为什么读书？我带着这些问题展开大学的读书，虽然效率低下，但方向明确。虽然不断有人提醒我这些问题都是没有确定答案的，但我是个钻牛角尖的人——如果连活的意义都不能规定，则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我当然不是不惧死的战士，惟其如此，还是得先弄明白生活的意义才好。

我最终没有搞明白活的意义，却找到足够的证据证明高中初中教育的失败。道理很简单，作为全日制教育下的一个本科学生，我竟然完全看不懂最简单的哲学书。《苏格拉底对话录》用极简易的白话翻译了，每个字都认识，每句话都明白，看完了却全然不知所云。不甘心之余，又想起“书读百遍，其意自现”的老话，再朗诵一边，仍然不知所云。这让我转而怀疑自己的文字理解能力，开始读一些文学方面的东西，而最早涉及的则是五四以来的文人小品。八十年代开始解禁的这些书都带上学贯中西的帽子，在我看来当然都是了不起的学问家了。

秦钟和宝玉的同性恋故事是《红楼梦》里面有名的段子。小说里写得含蓄，铺陈得充分，两人互相仰慕，佩服对方人才，惺惺相惜的意思写得明明白白，就不比宝玉和蒋玉菡，薛蟠和柳湘莲的关系。宝玉是个典型的双性恋，《金瓶梅》和《红楼梦》里的南风大抵都是双性恋，只是难得有如宝玉秦钟这样美好的。宝玉于男风，本不似其他人好争风吃醋。秦钟似乎也没这忌讳，只是互相要好，能常常在一起就好了，绞尽脑汁凑一起念书，就高高兴兴的，也只是眉目传情，并不像学堂同学污蔑的那样咂嘴摸屁股。如果真那样了，以宝玉的身份，见了秦钟和智能的风流事体，大概是不能释怀的。

于性事一途，宝玉的态度最值得玩味。男女通杀于他这样的世家公子本也正常，但能像他这样淡然，却又很不寻常。与花袭人初试云雨情本不要紧，袭人虽然看重，宝玉似乎从未往心里去，却不能说宝玉没心肝。从宝玉捉秦钟智能就看得出来，男女欢爱在他看来，也就是欢爱而已。蒋玉菡送了他汗巾，为这汗巾还遭了这辈子最严重的打，宝玉见着花袭人和蒋玉菡，也没有难过。唯不能与林黛玉成亲，是他的心病，只是宝玉在这里关心的也大概就是结婚的仪式和林黛玉的身份而已，即便结了婚，难道宝玉就不意淫天下了？难道宝玉就不再偶尔与花袭人之流小试牛刀了？

书中给宝玉“意淫”的定义，从今天来看，是不好用这个“淫”字的，性事于宝玉只是一个游戏，和吃胭脂口红的意思是一样的。只是这一层意思，怕不是林黛玉消受得起的。

比起微软，我更喜欢谷歌。很多年了，一直想把在共享空间上的内容慢慢转移到谷歌上，而且也进行得七七八八了。不过后来发现site的功能还是很欠缺，加上picaso又被屏蔽了，才考虑让猛狮动手弄个网站。刚才看谷歌app提供了更丰富的sites编辑功能，就又考虑继续使用sites。登录才发现已经进不去了，估计又是被干掉了，到网上搜索一下，果不其然，一周前就有人提出这个问题，sites也被屏蔽掉了。

可怜的谷歌，可怜的我们。北朝鲜啊北朝鲜，难不成你的大哥还要回头再跟你会师吗？

明月波间醉

翩翩稚子心

楼船横古渡

黑鸟唱清音

夜重人声远

天深风意平

阑珊灯火色

萧瑟广寒情

这两个片子比较着看会更有意思。

不讨论其好坏的话，我更感兴趣的是《女座头市》里那个拔不出剑的高手，象精神阳痿患者。好像很多片子都有类似的情节，但这个演员演的那个样子挺搞的，很符合我设想的那种自信满满，但一旦真刀真枪，就立马歇菜的痿哥形象——一种抓心撓肺的憋屈。

其实《女座头市》是个很烂的片子，但北野武的《座头市》还是颇有些可圈可点的地方，虽然迅雷上的片源质量不高，片子的水准仍然一目了然。

这是老话，但在今天也面临被滥用的局面。

贫和均都有相对和绝对的问题。相对的贫是社会财富分配的问题，绝对的贫则是对财富的占有数量的问题。相对的均与分配的合理性相关，绝对的均则显然是所有制度都反对，而且也在事实上不可能的，即便是说出这话的古人，大概也是用相对平均的意思，钟向杨幺要均贫富，也不妨碍他们自己做大王。

不仅贫和均两个概念自身需要被澄清，二者的关系更需要进一步澄清。所谓政治——管理众人的事，核心功能大概就是财富分配。“不患贫，患不均”这话也是针对这种分配而来。对于前朝提出来的这个口号，我们承认它历史的价值，却否定它对当下的意义，原因就在于我们有过一段号称绝对平均主义的阶段。那是改革开放以前，解放以后的三十年。虽然那绝对不是绝对平均，从某种意义上说，彼时资源占有的悬殊程度可能远大于今天，但它也自有区别于今天的特征——由于自由市场被取消，货币供给缺乏，每个阶层内部的贫富悬殊非常小，资源占有的差距只在由政府规定的阶层之间。这种僵化静态，缺乏细节即时调控能力的分配制度对社会发展无疑弊大于利。由于这种历史的绝对平均主义，以至于我们把平均归于贬义，在社会经济领域更加如此。这也是改革开放的重要前提，唯其如此，罕有人敢在今天再提“不患贫，患不均”的老话。

基于对平均主义的否定，今天的分配制度自然强调差异。尤其在gdp以两位数增长的情况下，分配制度的合理性似乎不言而喻，对于重又想起“不患贫，患不均”这老话的人而言，除了得来“红眼病”的道德谴责和看不清“必然规律”的智力评价之外，再没有其他可能。可问题没有这么简单。社会等级当然是秩序的前提，但秩序同时也意味着合理的等级。gdp发展并不意味这政治——对众人的事物的管理——的进步，因为gdp的长进并不意味着分配的合理。即便所有人的收入都在增长,水涨船高对于贫富悬殊不断扩大的社会并没有特别的意义。社会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重要条件，这是造成简单的gdp增长未必能改善政治的关键原因。因为这种社会性，我们的生存实际上是与社会平均收入相关的。最简单的证据就是如教育这样的商品作为服务产业的内容，一方面是必须的消费品，另一方面，它的价格只与社会的平均消费能力相关。以我们今天的金字塔结构的财富分配方式来看，结果只可能是或者教师低收入，或者大部分人失去购买教育产品的经济能力。事实上，正是由于这种分配方式，同时也因为教育是现代人生存的必需品，被政府规定为低收入的教师可以通过市场的方式增加收入，从而变相地提高教育产品的价格，这就是今天教育乱收费屡禁不止的原因，也是多数人越来越感到不堪教育费用的重荷的原因。也就是说，对于现代人而言，贫穷只有在界定了“平均程度”的前提下进行讨论才有意义。片面地谈论gdp增长，谈论今天对于过去的个人收入的增长只是自欺欺人。

忽视这种有条件的讨论的结果就是对于分配悬殊的社会，即便抛开暴力革命的话题不讨论，多数民众由于丧失获取知识智力产品的机会。其生存竞争能力将越来越差，这是一种恶性循环。社会整体的活力必然受损，中国两千年的历史就是证据。当然，更大的可能还是革命，世界几千年的历史就是证据。

贾樟柯早期的电影，制作很粗糙，但他习惯使用的手法和元素都有了，甚至比他以后的任何一部电影用得更完整，倒像是一个总结。除了北车站买票一场有些拖沓以外，整个叙事还是很流畅的。我感兴趣的是这个片子拍得虽然粗糙，却比他以后任何电影都更有锤人的力量。这应该与年轻人直接的眼神和最真切的关注有关。小武，站台和任逍遥，手法上更修饰，技术上更准确了，但比这部电影，除了频添了些小资的伤感意味之外，导演的情感却明显日趋软弱。三峡好人则更加以貌似的思考替代了火热的同情，用摇摆的态度换取公演的机会，这或许就是中国导演的宿命？比起“我卖X，你卖什么？”“我要是个男人，早就去偷去抢了。”“老子有了，请七八十个保镖，怕什么，老子就是要搞黑社会，什么公理正义，去他妈的。”这些话来，贾樟柯在三峡好人里设计的出发的结局和横亘天际的电线果然都只是设计。

年轻真好。

网上买双鞋子，大头中帮，老牛皮。我希望是老牛皮，网上的照片看起来，有几分老气，但买过来才发现皮面光泽照人，再结合这大头形状，反而像极了童鞋。这都不是问题，问题是有些大，穿着前后滑，脚趾用力勾起来才牢靠，走几步就累了，刚从老校区回，上楼的时候觉得右小腿有些抽筋。昨天开会就穿这鞋。进去的时候，他们都八字排开的坐好了，不动不吭气。我看得呆一呆，注意到旁边两个憋得吃吃的，知道是个玩笑。剧中坐下来，他们就看到我脚上的鞋子，我把脚伸直了，摆一摆，笑着说：新鞋！

昨天不知道新鞋穿得这么累。晚上就付款并且给了好评。不过，我从来都不能顺利穿新鞋。小时候奶奶和外婆做的布鞋不算。布鞋再不合适，也只是脚尖的位置有些憋，几天下来，穿软了，就随脚了，上天入地，轻便得能捉鬼。虽然是自家手工做的，但绝不是电视电影上看到的红军八路穿的那种，只有一层布做鞋面，穿着的时候，脚趾头历历可数。我们穿的布鞋鞋面都是几层布，用浆糊一层层粘好晒干了，按鞋样子剪出来以后再小心缝制到鞋底上，就自然成了鞋面的形状，虽然不如用模具做出来的那样挺括，但穿几天以后，精神头反而会慢慢出来。鞋底是把布叠起到七八个毫米厚度，再一针一线细细纳紧致，纳鞋底是一个最繁复的程序，不是农家妇女，难得有这份力气和吃苦的精神，做成的鞋底摆在手里，线穿过的位置自然塌陷下去，周围拱起来，像摆着无数小馒头一样。即便这样费力劳神地加工了，还是不能踩水，也不耐磨，在小孩子脚上，更加消耗得快，所以常常会再到鞋匠那里装一层橡皮底。有了这层橡皮底，先磨损的就是鞋面了。等大脚趾头冒出来，一双布鞋就最终寿终正寝。

到小三小四左右，我和弟弟都告别布鞋，始穿黄布胶鞋，其实就是老式的军鞋。一层帆布和可以踩水的橡胶底都是我们需要的。美中不足的是臭脚，脱下来可以熏翻十里地。现在想起来，对这种鞋子的印象非常不好，样子也简陋得可怜，胶底防滑纹只是一种示意性的符号，一两个月就磨个精光。穿着这玩意儿，常年摔个不停不说，回家还要在补一顿责骂。在更好的鞋子出现之前，把摔跤的责任归咎于鞋子是没有道理的。

胶鞋穿到高中就被淘汰了，接下来，家里为我们换上了皮鞋，高跟男式皮鞋，现在已经非常罕见了，那时候却异常流行，就像女人的紧身裤。小的时候的穿着都是家长从纯粹功能和经济的角度出发进行配置的。高中显然就不同了，虽然我和弟弟的穿着都还是在父母的一手包办下完成的，但其他同学却几乎都自己买，这一买就自然养成年轻人的风气，反过来影响到我的父母。长头发或者大波浪，蝙蝠衫喇叭裤外加高跟皮鞋是我们那时代的标志。父母永远反对长头发和大波浪，但不介意蝙蝠衫，喇叭裤和高跟皮鞋，或者这几样在他们看来也确实让自己的儿子更精神些吧。可是从我今天的角度，唯一可以接受的是长头发。其他几样都太过于矫揉造作了。

那时候的鞋是我最痛苦的经历。高跟皮鞋穿在脚上，人凭空添了一两寸高度，加上这高度都加在腿上，自然精神许多。但脚气也几乎是所有人的通病，这可能跟皮鞋的质地有关。趾缝里的瘙痒现在还能记得，夜深时分，寝室里磨牙之外就是磨脚的声音。脚气不仅痒，而且臭，因为流脓淌水的缘故，那股臭味比隔壁厕所的味道更不堪，因此最严重的恶作剧莫过于把袜子或擦脚布扔人脸上。袜子穿一天，放一晚，第二天拎起来，整个前脚掌就都能立起来了。有一段时间，除了反复找各种方式摩擦脚趾缝，我几乎不敢看那里，只能在心里猜测是不是烂到能看见骨头了。高中穿几双皮鞋也告诉我另外一个事实，我的脚似乎不适合任何一双鞋，每双鞋到我脚上都需要好些天的磨合。大脚趾，脚后跟和脚踝都常常为这些新鞋伤痕累累。

在深圳念大学，天气暖和加上经济拮据，我养成穿拖鞋的习惯，最多十块二十快一双，踢踢踏踏地穿过校园，不只是我，多半同学都这样。拖鞋不仅仅节约了我可怜的生活费，更治好了脚气，大二开始，我的脚掌趾缝又都光溜如初生的婴儿了，这或许也跟那年暑假用了表哥带过来的脚气偏方有关，但我想长期维持却必定是拖鞋的功劳。拖鞋穿到四年级遇到麻烦，这麻烦跟大气候有关，就像每个人的经济状况都不能不跟经济危机发生关系一样。学校从我三年级开始整顿校风，这校风自然也包括正衣冠。大四遇到学生干事，他第一次指出不许穿拖鞋上课。但这种告诫对四年级的老油条已经没什么意义。要不你给我买双皮鞋？我也想穿那个呢。我一个哈哈打过去了。一直到顶岗实习，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为了上班的缘故，我才第一次自己给自己买正式点的衣物——一双皮鞋，现在还记得大概八十多快，不过估计应该买贵了不少。看起来软皮的样式，其实是硬皮，上脚不到一天，后跟就磨破了，用卫生纸包上再穿，很快血又渗透出来。几天以后才渐渐磨合了。